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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弊之爭:化學肥料傳入中國早期的論戰

  1905年至1910年,西方人開始在市麵上向中國人贈送一種名曰肥粉的化學肥料,同時逐漸在福建與廣東兩省進行銷售。1913年之後,隨著化學肥料進口數量的不斷增多與使用地區的漸次推廣,國人圍繞化學肥料的爭論也甚囂塵上,主張大力進口並推廣使用者有之,反對進口者亦為數不少。卷入爭論的不僅有“中央”農礦部、各省建設廳與農礦廳、各級地方政府、各地農校與農業機關,還有洋行、經銷商以及直接的消費者農民。他們以《農業周報》《農報》《實業公報》《大公報》等各大報刊為陣地,圍繞化學肥料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利弊等問題,展開了持續的爭論。這場論戰發生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匯之時,且值世界各國處於經濟恐慌之時代,“莫不競相提倡改良農業,增加生產,鞏固農業經濟,以為立國永久之基礎。……最關切要者,則為適宜肥料之施用。”(張範村:《管理化學肥料之真諦》,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因而,這場圍繞化學肥料的爭論既體現了時人強烈的經世情懷,亦充分展現出中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中的矛盾與衝突。

   化學肥料之所以被反對,首先是基於其“洋貨”屬性,從而被視為西方對中國進行政治、軍事和經濟侵略的一種手段。“帝國主義者外和而內險的變相侵略政策,卻有比日本硬幹手段還厲害的!這種政策是什麽?就是化學肥料推廣政策”(第秋:《危哉!舶來化學肥料之推廣》,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13期)。一旦國人習用化學肥料卻又不能自主生產時,則農業利權盡操於帝國主義之手。為了實現侵略之目的,“外人調查時,明為視察商業”,實際上卻暗中進行著地圖考察與校對工作“以作軍事上之需用,此種陰謀,頗含政治性質”(大中華農業改進會:《帝國主義侵略中之肥田粉事業》,《農聲月刊》1933年第172期)。同時,大量化肥進入中國,已成為經濟上一種隱患,“總計自民元至二十一年共28461102擔,值洋83389838兩”(馬壽征:《化學肥料在中國之曆史》,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,金錢的流出讓時人頗為驚懼。在強烈的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情感之下,抵製化學肥料這種洋貨便成為抵抗外敵侵略的一種表達方式,“除對於其肥料推廣取絕對不合作主義以外,同時都步著可敬而痛快的壯舉和聲調,一致進行,不讓他伸足於東海以西,以保全我農業要素的完整”(《拒絕舶來化學肥料》,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18期)。在此民族情感支配之下,有些學者明知化學肥料對農業生產有所補益,亦強烈反對進口化學肥料。

   其次,化學肥料在銷售中存在著品種單一、優劣摻雜、標識不明、誇大其詞等弊端。當時市場銷售的化學肥料有蛾眉月牌、牛頭牌、鹿牌、獅馬牌等品牌,有肥田粉、糞精、餅精、灰精、骨精等名稱,其主要成分皆為硫酸?,對此洋行在銷售時並未清楚標識,反而“以誇大之廣告眩愚農之耳目”(陳方濟:《對於人造肥料推廣之管見》,《中華農學報》1926年第48期)。中央大學農學院曾對上海銷售的泰山牌肥田粉、九牛牌肥田粉、人獅牌黑色和合粉及白色肥田粉進行化驗,其結論皆是用之有損無益(蔡無忌、姚醒黃:《中央大學農學院複江蘇省農礦廳函》,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。有些地方所售肥田粉存在“對於有效肥料保證成分不符”“有效肥料成分不按公式配合”等問題(礦產調查所:《卜內門蛾眉月牌完美肥田粉分析報告》,《浙江省建設月刊》1930年第34期)。加之奸商漁利,“每用劣質貨品在市混售,農民罔知鑒別,利其價廉,誤購劣品以致貽害農田”。

   又次,化學肥料在實踐中對土質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。江蘇、浙江、廣東、福建等地區應用化學肥料較早且較普及,一時以為有功,久之則弊病叢生。汕頭稻草雖榮而結實不堅,菜蔬果實味苦易糜爛,甘蔗汁少色墨(汕頭國貨維持會:《請厲禁外國人造肥料案》,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;浙江甘蔗多患紅色菌病,柑橘味酸不耐久藏,冬瓜失其甘香且易腐爛;寧紹沿海各地之棉花結蒴小而遲開,各地之稻多患稻熱病及蟲害(朱海帆:《舶來化學肥料的危險與我國肥料問題解決的途徑》,《科學世界》1935年第4卷第2期);廣東甚至出現了肥田粉殺人的傳言(《肥田粉殺人之傳聞》,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61期)。不僅如此,化學肥料的使用容易引起整個生態係統的紊亂,浙江商會曾呈文農礦部,稱各地蟲災頻發且愈治愈甚,因各縣青蛙稀少,在其為蝌蚪時“已被肥田粉僵死”,“於是害蟲猖獗矣”(《浙江商會試禁人造肥料案》,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。不獨中國如此,“歐美施用礦質肥料,年代甚久,量亦甚多……滅殺土中之小動物及微生物,使其生產力減低,亦為慣見之事情”(張乃鳳:《化學肥料問題論戰縮影》,《農報》1944年第9卷第19至24合期)。此種危害令時人痛心疾首,“農業國家,土質最關重要,竟可說是全體人民命脈所寄,倘然土質變壞,不能耕種,那麽,此四萬萬五千萬人將何以為生!”(曾養甫:《取締肥田粉之意義》,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。

   最後,部分學者雖然認為化學肥料“利益彰著,故有提倡之價值”,但認為中國目前的條件不適合使用。中國農民智識不足,多昧於眼前之利而盲目亂用;中國無健全的試驗與農業指導機關,可以幫助農民科學施用化學肥料;中國無相關肥料法律來禁止與處罰假冒劣質肥料;中國不能自行製造化學肥料從而免受外人之經濟侵略。因此,“我國農業上從各方麵的觀察,現在不宜應用肥田粉”(張德粹:《對於肥田粉應有之認識》,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53-55期)。

   這些政治、經濟、生態的因素交織在一起,使得化學肥料在當時一度被視為鴉片般的毒害物質,不獨學者們紛紛撰文聲討化學肥料之諸多弊端,且各地商會、國貨維持會、農業改進會等組織亦紛紛“勸告商人勿賣,農民勿買”,“請求國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內政部嚴令禁止入口”,各省建設廳亦在1930年前後出台了一係列化學肥料管理政策,如加強進口管理和市場監管、征取稅收、取締劣質化學肥料等等。

   在對化學肥料的一片聲討聲中,亦不乏擁躉者,他們從不同側麵對引進與推廣化學肥料的合理性進行了闡述。

   其一,使用化學肥料實乃時勢使然。在“科學昌明,生存猛競之今日”,中國要擺脫國貧民困,免於危亡必須首先複興農業,要改良土壤,快速增加生產,“不但舊有之天然肥料須增加用量,改良用法,即化學肥料之應用,亦必有增無減,此為人口增加後自然之趨勢”(包伯度:《天然肥料與化學肥料》,《社會月刊》1930年第2卷第4期);中國要走向現代化,“農業也得現代化,農業現代化就少不了化學肥料”(張乃鳳:《中國化學肥料之前途》,《西南實業通訊》1945年第12卷第5-6期)。

   其二,善用化學肥料可以極大促進農業生產。化學肥料較天然肥料有許多優點,如體小而價廉、效速而力大、輕便易用,且氮、磷、鉀三要素的含量可任意搭配(閻麟瑞:《化學肥料與中國》,《河南中山大學農科季刊》1929年第1卷第1期),滿足作物的不同需要,如果應用得當可以增加生產。1925年曾有學者預言“他日中國農業界而能盡用此肥田粉以肥其田,我知盡中國之田地,皆可增至上述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之生產力矣”(《人造肥田粉,增進中國之富源》,《化學藥業雜誌》1925年第1卷第6期)。“中央”農大土壤肥料係據各地實驗的結果推算(以民國26年的物價指數),施用適量化學肥料後稻米產量可增加30.9%,小麥產量增加22.7%,棉花產量增加26.3%,油菜產量增加47.6(張乃鳳:《中國化學肥料之前途》,《西南實業通訊》1945年第12卷第5-6期)。同時,施用化學肥料既可以保持地力,亦可以變瘠土為沃壤。

   其三,進口化學肥料並非是經濟之漏卮,而是一種節流的辦法。“每購買值一萬元的小麥的錢,可以改做購買值五千元的肥料就夠了。亚游集团拿這值五千元的肥料施用後,至少可以增加價值一萬元的小麥的產量。那麽,因為購買小麥而流到國外去的一萬元就可以改做五千元了。這不是很簡單的麽?”(張乃鳳:《解釋一個關於提倡人造肥料的疑問》,《農林匯刊》1934年第4期)

  這場爭論從化學肥料進入中國之時即已開始,並在20世紀的30年代達到最盛。在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之下,民族主義對爭論影響甚深,學者們對化學肥料的認識偏於感性而弱於理性。但隨著論戰的展開,中國也展開了對農業生產發展各因素的全麵研究與農業研究機構、學校的建設以及人才的培養,對肥料科學的研究、實驗尤為著力,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有機肥為主、化學肥料為輔的施肥原則。從化學肥料初次進入中國到今天,時間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個年頭,中國的農業麵貌與彼時相比早已不同,化學肥料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不僅早已司空見慣,而且依賴甚深。當亚游集团呼喚“有機農業”“綠色農業”“生態農業”的時候,再次審視民國時期的這場爭論,對於亚游集团合理利用化學肥料、重新審視傳統有機肥料的價值,建立可持續的生態農業頗具意義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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